第三是萧何之量。量，也就是器量，气度。富有才智者，不一定就有器量。恰恰相反，正因为有才能，往往使人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项羽是这种人，韩信也是这种人。

与他二人不同，萧何却是有器量的。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萧何完全承担得起。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索亭之间。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担心后方局势，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有人对萧何说：“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餐风吸露，自顾不暇，却多次派人慰问阁下，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我替阁下拿个主意，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一年，汉将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吕后在朝中用萧何之计，诛杀韩信。

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派人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且派士兵五百人、都尉一名，作为相国的卫队。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前来报忧。召平，原来是秦王朝的东陵侯，秦亡之后，沦为平民，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十分甜美，世人誉为“东陵瓜”。召平就以“东陵瓜”自号。这个“东陵瓜”的脑袋，倒是一点也不“木瓜”，他对萧何说：“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

皇上在外征战，而阁下留守朝中，明明不必以身涉险，却无端加封阁下、为阁下增设卫队，这是由于淮阴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增设卫队保护阁下，其实并非恩宠。希望阁下谢绝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这样皇上必定高兴。”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干什么。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又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

阁下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总之，刘邦曾经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三次将萧何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然而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居安要思危的道理。开国皇帝莫名其妙地怀疑功臣，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处理这种事情，只可忍气吞声，不必愤愤不平，更不可急于“辩诬”，诉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不动声色，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从容化险为夷，居然幸免于难。对比一下当初刘邦怀疑韩信时，韩信那拙劣无能、紧张兮兮、小里小气的表现，萧何的处理方式，何止高出一筹！没有大智慧，没有大器量，这样的结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萧何的大气或大度，不但表现为对待刘邦的态度，而且表现为对待曹参的行为。曹参本是萧何当年的同僚，两人始终同心辅佐刘邦。在刘邦评“元功十八人”之时，两位元老有了一些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或“敌我矛盾”，所以无伤大雅。

萧何与曹参的关系，从来没有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正相反，萧何对曹参一直十分器重。萧何晚年病重，汉惠帝亲自前往探视萧何的病情，当时问起：“阁下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萧何说：“知臣莫过于君。”惠帝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头说：“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现在萧何可以死而无憾了！”

总之，这个萧何见识不凡，智慧过人，器量如海。萧何的话毕竟有理，“知臣莫如主”。想必汉高祖刘邦在九泉之下，也会认为将萧何列于开国元勋之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