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不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职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中舀了一杯水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据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为世人所熟知。其实这不算什么。首都师大的一位教授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

“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我们的那位教授的内心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还据说，日本战后几十年，夜里十一时许多办公楼的灯仍然亮着，上班族在无偿加班，这只是小事一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东南亚一带深山老林竟还藏着不投降的日本兵，要知道，那时候二战结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惊。

日本人的执着让人慨叹。他们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内蒙古沙漠义务植树两百万株的“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有二十年救助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之父”；有连续十个小时仰头作业，中间不上一次厕所的工匠；有为了研制碗装面，两年里顿顿吃快速面，最后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制人员；有连续八年义务为侵华日军受害者打官司，胜诉后瘫倒在法庭的律师；有耻于领救济金，宁愿双双饿死的老年夫妇......

日本人恶的一面却更令人齿寒。

在军国主义制度培养下，日本士兵丧失了人性，二战中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债；而当他们败亡时，日本士兵几无一人投降，或自杀或全部战死，亦可悲可悯。

塞班岛战役，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十二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三万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三千人，而后这三千人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起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最后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据说当时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总共有一万多日本百姓死于自杀。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国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的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一些美国士兵因此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担任中国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感叹：

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有人对日本人的性格做过一个总结。日本人很注重礼节，你好、谢谢、再见等基本礼节在日本的普及度是相当惊人的高，像一些用餐、会议、商务等礼节就更多了；日本人的忠诚度非常高，虽说日本是**制国家，但任何人对天皇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人行为处事极其认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基本不会去找客观理由来为自己推脱；此外，日本人普遍比较极端，只要他认定是不好的事情，就几乎别再指望他能对此有所改观，当然右翼就更别说了。但如果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道歉。

而刚才田中对我说的那句话里面就已经显示?出了他性格中狭隘的那一面。即使他在中国多年，即使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但是骨子里面的那种狭隘是永远摆脱不了的。